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有关企业的各种制度的总称。[1]由于 公司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典型的企业制度。具有其固有的优势，有利于使国有资产 决策和利用分散化、民主化。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决策模式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用法律来 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化、正规化的惟一途径。问题是目 前的企业法、公司法和民法以及劳动法都只是从把国有企业重构为一个独立的经营者市 场主体这一层面来规范国有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偏重于明确企业的民事或商 事主体地位。也就是在没有把国有企业内部关系调整好(政策性、社会性负担没有剥离 、自生能力、内部活力没有产生)之前就把他们推向市场，让他们去与形式平等而实质 不平等的具有“狼”性的非国有企业去竞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很多大中型企业徒 具公司制的形式，而人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还是跟以前一样。要么是政府的执行机 构，要么“内部人控制”，无法建立起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 我国企业立法不完善性有关。笔者认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立法应该：
1.在法律体系上应以投资责任作为分类标准，体现企业主体平等性。我国企业立法单 从体系上看是较为完备的，以所有制为标准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企业 法、乡镇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外资企业法等；以投资者责任为标准有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但是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对同一企业有可能存在不同 的法律调整而且其规定相互矛盾。例如：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与公司法之间、独资企业 与私营企业法之间都存在这种问题。二是法律条文在各企业立法之间重复较多，浪费了 立法资源。三是各企业主体地位不平等。有的企业享有较多优惠政策，造成企业之间形 式上和实质上的不平等。基于此，现阶段做好企业立法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对现 有的企业立法进行梳理。理清企业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漆多俊教授提供 了一种分析框架，即把企业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分为并立关系和交叉关系。从而对《公 司法》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之间的关系、《公司法》与外资企业法之间关系、 《合伙企业法》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及《民法通则》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明析 的分析。[2]但是，这种分析框架中最为关键的一般法与特别法、普通企业法律形态与 特殊企业法律形态的划分标准并不容易掌握。且这两种关系是否一定是在效力等级相同 情况下才能使用，由于其提供的例子全部是同一效力等级，又没有作出说明。如果是， 那末这种分析框架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如果不是则如何建立这种分析框架。只有在对 现行的企业立法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十分明晰的了解才能对现有的企业立法进行整合，形 成一个相互之间界限分明、覆盖全面的企业法体系。第二是设立法制的价值取向。我国 现行的设立法制是以交易安全为价值取向而牺牲了经济效率。企业设立的特许主义与核 准主义还是主要的准则，程序繁琐，耗时费财；立法内容多有重复且规定严格的法定资 本及其交付期限，实行实缴资本和资本维持制度以及对企业经营范围严格限制；企业设 立主体的法律责任偏重。在注重交易安全的同时失去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效率。而且 过分地注重交易的安全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因为只有效率法则才是市场经济的最高 法则。谁没有效率谁就会被市场淘汰。因此，企业立法应该效率与交易安全并重，让企 业的设立主体有多种选择，既能灵活的设立，同时又能顺利的退出；把市场准入制度与 企业设立准则主义结合起来；合理分配企业设立主体与中介机构及国家主管机关的设立 法律责任，真正提高企业交易安全。
针对国有企业立法有的学者主张采用特殊形态企业立法，名称可以为公营企业法、国 有企业法或国有企业改制法；有的学者则主张只按投资者责任立法，不单独针对国有企 业立法。笔者认为既应考虑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有很多国有企业要承担国家的战略和社 会责任，不能采用公司制，只能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又要考虑到我国已加入了WTO， 对国内外企业一律实行国民待遇。需要平等对待企业、实行无歧视立法。因此，将外资 企业法、乡镇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法等分解整合到公司法、合伙 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国有国营企业法、股份合作企业法中，再辅之以国有资产管理法 及特殊行业准入立法。基本上可以既保证了立法的统一性，又体现了企业的平等性。目 前，国有企业在许多方面难以与非国有企业实质上平等，非国有企业没有沉重的历史包 袱，又占有了先发的优势(一开始就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因此，依据《公司法》第21条 规定，国务院应对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实施步骤与具体办法作出统一规定，如不能作 出统一规定则应依据实际情况作出指导性意见。其原则是体现平等性。这是国有企业在 第一层面上重构市场主体的前提。只有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放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才能培育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经营者和市场竞争者。只要存在特权就很难转变为独立的市 场主体。
2.企业立法在理论上着眼于企业增量利益[3]调整。目前我国企业立法受民法理论影响 较大，重点是界定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所有制立法是主流，就是1993年出台的 以投资者责任形式的企业立法《公司法》也主要界定投资者的所有权(股权)与企业经营 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虽然涉及了股息的分配，它只是股东—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 配，并没有涉及投资者、投劳者、管理者(严格意义也是投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1)民法理论对增量利益的调整采取理论逻辑是：确定物权所有者→物权产生法定孳息 (民法上把企业经营利润作为法定孳息)→物权所有者享有法定孳息的收取权。但这种调 整方法只能适用于农业社会时期工厂的所有者、经营者甚至生产者三者合一的时代，随 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生产的社会化和信息化，以这种调整方法来调整企业利益的分配根 本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第一是忽视了增量利益产生的劳动的存在。物是不能自行增值的 ，资产只有投入运营，在生产环节产生增量利益。而活劳动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 。
第二是只重视有形资产，忽视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企业在二 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重大的作用 。二是知识工人在职工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跟企业中知识工人的创造 性和创新性劳动密切相关。而我国企业法并没有承认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的产权性质 (有的学者以人力资本的概念来代替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的产权)否认其参加利润分配 的权利。就是对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也是采取限制的态度。公司法对专利、工业产权 、信誉(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出资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得超过20%，高新企业不超过30%。 第三是否认了按劳分配，实质是按资分配。目前，我国企业法所体现的分配关系还是国 家作为资本所有者得利润、工人得工资。
(2)企业法理论应该是着眼于增量利益的调整(但并不否认对存量利益的界定)，通对企 业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调整调动投资者和投劳者的积极性来注入企业的活力。这是企业 立法的最主要的指导思想。通过法律界定投资者以决策劳动和资本所有者两重身份取得 利息和部分利润，管理者以管理劳动以及形成的无形资产所有权取得部分利润索取权， 技术人员以其科技劳动和技术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取得部分利润索取权，普通劳动者以其 生产劳动取得部分利润索取权。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职工参与企业纯收入分配的 多种途径：一是利润分享制。在美国、法国和英国普遍实行：在法国，1990年参加利润 分享的人数达到1400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60%；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有15%的公司 实行了利润分享制，参加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2%；英国政府1978年制定了利润分享 法规，1980年参加利润分享的职工达到51万人[4]而且这部分收入可以享受法律的税收 优惠。二是企业价值分享制，即采取股票期权方式对企业的价值的增值分享的制度，19 97年《财富》杂志评选的1100家上市公司中有53%的公司授予全部职工股票期权，[5]80 年代英国政府制定了鼓励企业授予职工股票期权。[6]三是企业所有权分享，即职工持 股计划(ESOP)。四是管理权分享制。职工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参与企业管理，代表全体 职工利益，主要在德国普及，1976年德国颁布的《共同决定法》规定，职工在2000人以 上的公司监事会(相当于董事会)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比例为各占50%。[7]企业职工通 过参与利润的分配使企业的所有者与职工共同承担风险，共享收益，共同关心企业的发 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应以各自的贡献参与企业利润的 分配。社会主义法律也应该给予明确的确认，确认其劳动力所有权(包括企业家产权)同 资本、技术、信息共享利润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