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意味着政府要花比原来更多的钱。但是，政府要花钱的地方那么多，要真正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必须要在不增加甚至减少税负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收入来源。那么，新的财源在哪里？

毫无疑问，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反避税收入，应该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也是税收战略性增长的重要方面之一。

不可否认，我们近些年的税收增长很快。但这个“很快”的背后，是不是存在对经济的扭曲？是不是存在着过高的征管成本？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进一步讲，在单纯“以收入论英雄”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既定的收入额，收过头税、寅吃卯粮的情况依然存在。这样新增的税收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为的增长，必然对正常的经济发展产生扭曲。

迫于收入压力，目前各级税务机关更注重的是收入，对征管成本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更缺少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也许有人会说，税收是国家政权的具体体现形式，无论金额大小，必须应收尽收。但事实上，应收尽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永远没有办法真正达到。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坦然地从这种美好的理想中走出来，理性地面对税收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呢？毕竟，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并不富裕。

相比之下，千方百计增加反避税收入，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反避税收入本身就是一国政府应该取得的收入，不存在对经济扭曲的问题；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开展反避税工作的对象，往往都是大型跨国公司，最终查补的税款数额往往都很大，具有“投入少、收益大”的显著特点；同时，增强反避税能力，是一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手段，是国家实力增强的具体表现，不仅会得到境内公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而且会赢得跨国公司及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广泛赞誉。

很多人可能还对国际避税比较陌生。简单地说，反避税就是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将本来该缴纳入库的税收收上来。一般情况下，狭义的反避税是专门针对国际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而言的。某些国际跨国公司为了尽可能地规避税收，通过转让定价、滥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等多种形式，将税收尽可能地转移到母国或者低税率的国家或地区，以此来降低税负。

不妨算笔细账。根据公开数据，美国每年通过反避税查补的税款额高达1000亿美元，而我国每年通过发避税查补的税款额仅有7亿美元，差距达993亿美元之多。如果按照美元和人民币1:6.5的兑换比率计算，993亿美元就是6454.5亿美元。

相比之下，2010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教育支出2547.34亿元，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485.35亿元，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802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我国通过反避税查补的税款额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由此新增的财政收入，如果用于教育，支出规模就能达到现在的2.5倍；如果用于医疗卫生，支出规模将达到现在的4.3倍；如果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那么支出规模将达到现在的8倍！

也许有人会说，一旦加大反避税力度，会对我国的投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有可能减少招商引资规模。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笔者曾经就此问题在浙江、福建、江苏等地调研时，几乎所有的外资企业都认为，反避税因素在他们来华投资的考虑中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相反，反避税力度的加大，反而有利于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正是他们所期待的。

总之，反避税的空间很大，留给政府和公众的思考也有很多。